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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表征的重負》 攝影所背負的歷史重擔
發布時間:2019-06-18 05:31  來源:網絡整理  編輯:巴林左旗新聞網小編  

《表征的重負》 攝影所背負的歷史重擔

  20世紀初為利茲貧民窟拆遷法案所拍攝的照片之一。  

《表征的重負》 攝影所背負的歷史重擔

  《表征的重負:論攝影與歷史》

作者:(美)約翰·塔格

版本:拜德雅|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8年12月
 

  一張照片,對于身處各種復雜社會關系之中的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呢?可能是一次出游的紀念,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的記錄,這類照片的意義指向了某種歷史的建構,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組成一個人所謂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。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一張照片也可能是一個人在社會中某種身份的證明,例如大多數人都拍攝過的證件照,就起到了這樣一種功能。我們似乎總會吐槽證件照里自己被“拍丑了”,但換個角度想,這種吐槽其實是無效的(同樣無效的還有近來興起的各類把人“拍得好看”的證件照),因為管理、處置證件照的權力主體并不在意照片上人的顏值,他們只看重如何通過視覺證據來確定你的身份,從而進行下一步的工作。

  具備“表征”功能的照片,既可以是一段或美好或悲傷的回憶,也可以是——按照約翰·塔格在《表征的重負:論攝影與歷史》(The?Burden?of?Representation)一書中所說的——是“證據”、“秩序”、“監控手段”、“法律財產”,當然還可以是對權力機制的宣傳。初版于1988年的這部著作,在30年后也與中文世界的讀者相見,書中對于攝影與歷史、權力關系的討論,在當今這個“數字化時代”似乎仍未完全過時。

  約翰·塔格是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(Binghamton?University,?SUNY)的藝術史教授,《表征的重負》是他已出版的三部專著之一,全書由七篇文章構成(其中一則是他的“工作活頁”),討論了攝影如何以“紀實”的方式,伴隨著19世紀末以來規訓機制的強化,達成與權力機制的共謀。正是在這個過程中,作為表征手段的攝影,被賦予了意義的“重負”。

  攝影從來都不是中立的

  按照塔格在本書導言所說的,在攝影與權力機制合流的過程中,權力和意義會建立起一種彼此“互惠”的關系,對此他也提出了“權力政體(the?regime?of?power)”和“意義政體(the?regime?of?sense)”這兩個概念,來描述和強化這種互惠關系。對于照片作為證據,介入權力和意義兩個政體的過程,他用福柯式的論述進行了爬梳。在19世紀末期開始的規訓機制的發展,包括犯罪學、精神病學、公共衛生等學科的興起,使得照片能夠以“證據”的方式介入規訓機制的運作中。統治階層也需要在社會發展的同時,發展自身對于真理和權力的闡釋方式,而在當時,幾乎與“真實”捆綁在一起的攝影為他們提供了嶄新的規訓路徑。以照片為主體的檔案庫隨之建立并發展了起來,對檔案庫中照片的儲存、分類、抽調和展示使用,則統統都伴隨著權力規訓的意志左右其中。

  照片怎樣作為證據、監控手段和紀實宣傳,逐漸形塑一個表征政體呢?塔格先以阿爾都塞式的論述闡明了他對于攝影的態度,攝影從來都“不是中立的”。在第一章“影像的民主:肖像照和商品生產”中,塔格指出了現代攝影產業從一開始就注定的“壟斷”性質。早期肖像照產業和技術的發展,包括銀版照相術再到后來柯達膠卷的技術革新,這個發展歷程見證了攝影,尤其是肖像攝影從最初的資產階級專享,以及肖像攝影師這一群體對技術的壟斷,再到膠卷時代攝影術的普及化、日常化。一般人對于肖像照的需求不再需要求助于特定技術群體,而可以自主生產。這固然是影像的“民主化”進程,但這也造成了攝影的過剩,大量生產的照片,意味著掌權者同樣有機會將攝影納入自身的規訓體系之中,從而將攝影“體制化”,而他們的確也是這么做的。因此,攝影術從誕生開始就伴隨著明確的權力關系,自始至終都為某一特定階層的壟斷所把持。而在“證據、真理和秩序:攝影檔案和國家發展”這一章中,塔格強調了國家權力對于攝影術的收編。

  毛細管式的權力滲透,首先表現為“監控手段”。在第三章中,塔格延續了他對阿爾都塞“意識形態”概念的使用。在這一理論支撐下,塔格從西方警察系統的發展著手,指出警察隊伍對國家機器的從屬與表征功能。他提到了英國現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:從1829年羅伯特·皮爾擔任內政大臣時通過的《議會法案》開始,英國警察隊伍的雛形也開始顯現,與之相伴的是明確的等級制度的建立;到了1856年的《議會法案》,警察隊伍從城市擴展到鄉村,并且由中央政府提供明確的薪資和設備費用,同時還有負責報告警察隊伍運作效率的相關機構。而隨后,攝影也開始與警察隊伍“合謀”,照片開始作為身份證明被加以使用,最為典型的則是用于記錄罪犯的檔案,而且,警方也在逐漸完善對罪犯“大頭照”的要求,包括采取正面免冠照片,對于側面照也有明確的規定。這種用于監獄系統的照片-證據很快就被廣泛應用到其他領域:交通案件、法庭證據、法醫工作、犯罪現場等等。換句話說,以警方為代表的權力機構,他們的相機時刻都在對準被治理的對象,盡管不像今天一樣有著發達的監控攝像技術,但當時攝影在權力機構的應用中,同樣依靠龐雜的檔案庫建立起對個人的“監控”。

  攝影,作為權力的毛細管式運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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